黃奕信雜談

我的幾張舊作品

2012-01-27T18:24:00.003+08:00

畫了幾十年的畫，畫畫停停、停停畫畫，有時幾年沒動一下筆，有時又一年畫了好幾張。有的當年拍了照片，更多的是沒拍，所以雖然畫的不少，但是有照片記錄留下的沒幾張。現挑幾張有照片的一一記下當年創作時的想法。在當時也算是有點【公共意識】吧?雖然我談不上是知識份子，只是一個非專業的藝術愛好者。

【水】102cmx127cm(1986年)畫於1986年，當時水污染遠沒現在嚴重，開革開發剛開始不久，但是在【讓一部份人先富起來】的口號下，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大片的秀麗的山川成了光禿禿的山包和污穢的大溝。畫面形象上是採取漸變的手法，至上而下的由繁盛的樹梢經雖漂亮但沒生命的工業樹幹最終成了死亡的樹根。維持生命的【水】已成了罐裝的商品。20多年過去了，不幸言中。

【索取】101cmx127cm(1987年)畫於1987年，這畫就是有感於當時在【讓一部份人先富起來】的口號下，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大片的秀麗山川開始變的光禿禿的情景而畫，人類是多麼的貪婪，對地球母親的索取又是多麼的殘酷。

【床】127cmx127cm(1987年)畫於1987年，畫面上部是當時香港奢侈品牌最多的罝地廣場，下右角是一位真實的流浪漢晚上以銀行的台階為床(這景當時為實地寫生)，畫面嘗試以中國山水畫的遊景方式和西方油畫的結合。(此畫原罝地公司有意收購，後可能是有流浪漢在畫面的原因，放棄了。)

【老鼠觀點】127cmx127cm(1987年)畫於1987年，嘗試不以人類的觀點來看事件的發生。

【六月】135cmx187cm(1989年)這畫畫於1989年的6月，我就不再加於說明了。

【探索】102cmx127cm(1989年)這畫也是畫於1989年，我就不再加於說明了。

【經濟動物】102cmx127cm(1987年)這畫是畫於1987年，經過去年的股市大崩盤和全球金融危機，我相信應該都會看懂這張作品。

【接班人】102cmx127cm(2006年)這畫畫於2006年，"我~~們是共產主義的接班人"歌是這麼唱的，但是，一個背"接班人"的母親正替一個富婆的"接班人"擦皮鞋。這就是現實。

老頭畫老頭

2012-01-27T16:31:00.002+08:00

黃奕信作品【自畫像】76cm X 61cm (2010年畫)

老頭年輕時不知道自己長的帥。。。所以也沒給自己畫過什麼像。。那一次小五弄一個什麼把自戀進行到底的網絡展，翻了半天只好找一張30年前的素描交差。。。。。。。。想想不對勁，萬一那天小五又要弄個美女、帥哥大頭展。。。總不能又交30年前的吧，所以老頭趁現在頭髮還沒全白，趕緊給自己留下一幅。。。

老頭最滿意的是自己的眼睛，可以看美女，看好畫，看好人，看壞人，看世態炎涼，看人生百態。。。而且好像都沒犯什麼大的錯誤，所以老頭就抬舉他為主角，放在最重要的位置。。。老頭的鼻子看相的都說長的不錯，老頭的老婆也說老頭的鼻子長的好。。所以也放到前臺。。。至於嘴巴嘛。。因為老頭對吃並不大講究，牙也掉的差不多了。。而且俗話都有說，禍從口出，病從口入。。這絕對是個惹禍的主，要不要都無所謂，所以就決定不要了。。其他的什麼皺紋啊，頭髮，耳朵啊都只是小配角，跑龍套滴。。。人老話多，畫個老頭還囉嗦一大堆，所以嘴巴還真的是不能要。

黃奕信作品【自畫像】76cm X 61cm (2010年畫)局部

青春流逝的地方

2012-01-27T14:04:00.002+08:00

黃奕信作品布上油畫【青春流逝的地方】120CM X 92CM (2010年)

下放的日子，有苦有甜。我接受再教育的第一課就是學會了抽煙，因為當地農民個不分大人小孩都抽煙，你如不接受他們所敬的煙，一個看不起貧下中農的帽子馬上給你扣上。接的多了，不好意思，只好自己也買些煙放口袋互敬，時間一長也就抽上癮了，至今沒戒掉。第一年是所有下放知青最本份的一年，但是隨著對前途的擔憂和迷茫，加上閱歷的增長，基本上所有知青就開始玩世不恭了。

這裡我只挑幾件事說說：我們那時是以軍隊的編制進行管理的，一個公社就是一個連，一個大隊就是一個排，下到小隊就是班。當時我們那個排長是從省高級人民法院下放的，年紀有30多了，農民出生，未婚。看上了我班裡的一位女青年，這女青年是我同學，我這同學原來是省大中學校紅衛兵司令部宣傳隊的跳舞演員，長的非常漂亮，也很活躍，說來還有些高傲。父母均為高幹，只是已經被打倒，還關在牛棚裡未解放。你說，一個高幹家庭出生的漂亮女孩又怎會看上一個農村出生的小科員，而且年紀還相差十來歲。我們下放的地方是背山靠河山清水秀的好地方，只是太窮了一些。當時我們所有知青都被安置在一個大祠堂住下。用竹棚隔了好幾間房，然後用報紙糊在竹棚上，既可檔風，也可檔窺視的目光。然而，我這女同學在糊牆時，一不小心把報紙上的毛主席像貼反了。這事當時大家也沒在意，也只是叫她貼過而已。但是那排長在求愛遭到拒絕後，把此事上綱上線提升到因為她父親被打倒了而對毛主席不滿的反革命行為上。組織了全排開批鬥會。那女同學從此再眾人面前再也抬不起頭來，在進行半年總結大會的前一晚，據說那排長又找了我那女同學談心。第二天一早，人們發現了有一雙鞋子在河邊，我那同學不見了，我們幾個男知青順著河一路遊一邊找，也沒找著，三天后在河下游廿多裡的沙洲上發現了我那同學腫脹的屍體。據說，後來那排長在大隊里弄瘋了一個跟隨父親下放的女知青後被調到別的大隊又弄瘋了一位上海下放的女知青，後被調到那裡就不清楚了，之後再也聽不到他的任何消息了。但有一點是肯定的，就是恢復公檢法後，他也沒被調回原單位，省高級人民法院。

69年初春，我被調到公社負責宣傳公社裡『農業學大寨』的典型。和幾位公社宣傳隊的演員們住在一間剛建好，但未啟用的公社酒店，所謂酒店其實也就是一幢用土牆砌的房子，大門進來有個比較大的大廳，邊上隔出兩房間，往後就是廚房了。天花板上開個口，架一梯子就可以當閣樓使，我當時就睡在那閣樓上，演員們分男女分別占了樓下的兩間房。由於宣傳隊的演員們也大部份是下放知青，有好幾位還是我同學，故大家都相處的非常融洽，平時他們排練節目時我就畫我的宣傳畫。

有一天的夜晚，一陣喧鬧把我給吵醒了，迷糊中只隱約知道有幾人把一人押上我睡覺的閣樓，因為當時天氣還很冷，人在被窩裡動都不願動，也沒在意，又迷糊睡著了。一陣陣的掙扎，喘氣聲把我給驚醒了，我披上棉襖坐起身來用電筒往發聲處照了過去，只見一人吊在梁上兩眼還不斷的抽動，這一下我徹底清醒了，我大力拍樓板，一邊大叫：“猴子，猴子，快上來，這裡有人上吊了。”猴子是我同學也是宣傳隊的跳舞演員，下邊的人還不相信，叫我別吵。我又喊了幾聲，才見猴子和另一同學褲子都沒穿，披著大衣拿著匕首從梯子爬了上來。這時我已穿好衣服，我們三人就七手八腳的把上吊的繩子割斷，把人放了下來。然後就忙著替那人做人工呼吸，可是不管怎麼擠壓胸，怎麼口對口吹氣，都是只有出的氣，沒進的氣，看來人的確是沒救了。我們下樓，在這房子住的宣傳隊員們全起來了，邊議論邊猜測，這上吊的到底是什麼人，邊等著天亮好去向公社彙報。天一亮，猴子上公社去彙報，我因為要趕回大隊開會，所以也就先走了。

從大隊開完會，趕回公社，天已經黑了。一進門我電筒一照，我整個人傻了，只見樓下大廳那上吊的死人被放在門板上，而房內所有的人都不知去向了，我爬上閣樓一看，我的被褥等行李都還在，也就是說，他們把我一人扔下陪死人了。那時的鄉下是沒通電的，一到晚上，天一黑到處也就烏燈瞎火，更何況是天寒地涷的季節，上那找人問去啊?昨晚一夜沒睡好，今天又走了來回幾十裡的山路，人實在太累了，疲倦克服了恐懼，不管了，上去倒頭也就睡著了。半夜一陣吵鬧聲又把我吵醒了，這時我真是恐懼之至，雖然不怎麼信鬼神之說，但小時彊屍電影及小說還是看過不少，真怕是那死人成了強屍。我一手緊握隨身帶著的匕首，另一手握著電筒。兩眼緊盯那樓梯口，心想，只要彊屍出現就撲上去拚了。就這樣度日如年似的，慢慢聲響沒了，又不知等了多久，終於迎來了第一聲的雞叫聲，懸著的心終於放下了。小時聽老人說，不管是什麼鬼，在第一聲雞叫時，就必須回到陰間去。天色一放亮，我立即下樓。下樓一看混身汗毛都豎起來了，因為死人不見了，看來，的確是變成了彊屍。我很小心的一間間房搜了過去，最後，在屋後的的曬穀場上看到了用曬席蓋著的棺材，這才徹底放心。

我找到了宣傳隊新搬的住處，公社所在地的祠堂。我也就趕緊收拾行李搬了過去。那上吊的人，是外鄉的，具體什麼地方人也沒弄清楚，只是因為在公社的小商店買東西時，因為拿出一張十元的鈔票(那時在農村用十元票還是比較少的)，又是外鄉口音，而被公社的民兵盤查，身上又沒介紹信之類的身份證明。所以也就被關押，放在我住的那閣樓，準備第二天送縣上的。那知他也就自殺了，所以，人人都說他應該是逃出來的壞人，自絕于人民，死不足惜。不過，那一晚應該是我有生以來所渡過的最恐懼最漫長的一夜。

69年的冬天，全國《備戰備荒，為人民，深挖洞，廣積糧》。我所在大隊接到修戰備公路的任務，組織了由農民和知青組成的民工隊伍，委派我帶隊。我其實內心並不想去，但是檔不住新調來的排長一頂頂高帽往我頭上載，思想工作從晚上做到天亮，其實，我知道他是看我不順眼，想把我調開，因為他剛調來就經常晚上找女知青到他住地談心，美其名曰：“掌握思想動態。”我們幾個男知青經常在他找人談心時故意在他門外大聲說話，其實就是在警示他不要亂來。我那時年青，熬不住夜，終於答應了。那修路的地方可是深山老林，走的路和電視上的蜀道差不了多少，在這種地方修路，那艱苦可想而知，每天腰繫繩子，吊在懸崖上，手掄12磅的大錘打炮眼，心還沒練紅，手臂倒是又紅又腫了。知青對出公差沒經驗，所以飯的佐菜沒有準備，香煙也沒多帶，身處深山，有錢都沒處買。農民們倒是都準備了用竹筒裝著滿滿的幹小魚辣椒什麼的，農民一般也不抽香煙，而是抽自己種的煙葉弄成的黃煙。一開始，還可以用錢向農民調劑一點，但是長貧難顧，過了幾天，那怕出再多的錢，農民都不肯賣小乾魚和煙絲給我們了。於是只好強忍著煙癮，天天吃鹽水泡飯。天氣一天比一天冷，每天起床，被子上都有一層霜，農民都在說，看來就要下大雪了，到時大雪封山，那就得等開春才能出山了。這時，知青們都坐不住了，工地上好幾個大隊的上海知青開始串聯，準備逃跑。這事被我知道了，我找了他們領頭的談，要求他們別跑，我來向上面要求換農民來頂替。當時農民是很喜歡出民工的，因為除了生產隊要照記工分外，一天國家還有8毛錢的補貼，這對當地一天十分工才值五毛錢的農民是很不錯的優差。我打了一份報告給大隊寄去了過，但是遲遲得不到答覆。在報告寄出後的第十五天，再不走就真的要大雪封山沒法走了，於是我帶領我的知青民工隊伍打道回府。回到大隊，也沒挨批評，就像沒事發生一樣。原來大隊派出接替我們的民工早在我們回來的前一天出發了，而我們在回來路上在縣城大吃了一頓，住了一晚才回來，所以大隊都不知道我們是提前走的。

跑得了初一，跑不了十五。回來沒多久，因為修水庫，會把老縣城給淹了，又需要民工去建新縣城。紙是包不住火的，上回修路帶隊逃跑的事很快讓公社知道了，說是給我一個將功續罪的機會，又要我帶隊去建新縣城。這次由於工地就在縣城附近，所以主動報名的還真不少，特別是上海知青。

這回可是優差，位處縣城，伙食比起深山老林真是沒法比，簡直就是上了天堂，晚上還可以經常上電影院看電影，雖然來去都是那幾部『地道戰』、『英雄兒女』還加上革命樣板戲，西哈努克親王訪問這訪問那的記錄片。那時的感覺絕對比現在看好萊塢大片更好。但是，好景不長，上海知青就是闖禍的坯子，一次在看電影時，我隊的上海知青搶了縣京劇團人的軍帽，縣電影院可是人家的地盤，當時在放映的途中就沖進了幾十人，和我們打了起來，那晚我們人少，吃了虧。第二天，我們就把縣民工中的知青，還有縣城附近的知青全串聯好，第三天大隊知青就浩浩蕩蕩手拿棍棒開進縣城，縣京劇團的人都已聞風而逃，於是滿城大肆搜索，這陣勢，直把縣城弄的跟鬼子進村一樣，連百貨公司都嚇得把大門關上，但是當天晚上，我們這為首的幾人就在睡覺的工棚被公安局給抓了。在公安局我寫了三天的檢查，都不知修改了多少遍，才被通過放了出來。一出來就接到命令，所有知青民工全部打道回府。

回去後，公社就針對這事件開了個批鬥會。批鬥會上雖然是指名道姓的批鬥我，可是我倒是坐在台下，站在臺上被掛牌子低頭認罪的卻是平時表現不大好，家庭出生又不好的幾個知青。這事，隔了幾十年，每次我們公社知青聚會時，那位在臺上挨鬥的上海知青總會憤憤不平的提起這事，批的是我鬥的卻是他。

接下來又出了一些事，公社有一個大隊的支書和女知青上床被那大隊的男知青抓了現行，結果被判了十年徒刑。又有一個大隊的上海知青被槍斃，罪名很簡單：“現行反革命，行為是對現實不滿，好逸惡勞。”原來『好逸惡勞』也可以是反革命行為，這事在知青中引起的震撼比較大。

第一批離開的下放知青，都是父親在部隊上的關係帶走的，接下來就是家中走了後門招進工廠的。我有幸，不知那裡打了招呼，給了我一個工廠指標。

那一天，天快黑時，公社來了通知，要我馬上前往公社，也沒說是什麼事。我一個要好的同學就陪我一塊摸黑上路，由於天已經黑了又是春天，怕小路上蛇多，就選擇了走機耕道，也就是拖拉機道，比小路要寬的多，但是要遠上幾裡路。那天晚上有些月光，我們也就沒用手電筒照著路走。走在半道上隱約見到銀色的路面好像佈滿了牛糞，正要一腳跨過去時，我用手電筒照了一下。幸好這麼照了一下，不然『紅屁股』到此也就結束了，那可不是什麼牛糞，都是一團團的銀環蛇，要是一腳跨了過去，那非去見上帝不可。我那同學之前是被蛇咬過的，曾在床上躺了好幾個月，見了這陣勢，當場就腳軟走不動了。還是我這沒被咬過的膽大一些，路邊撿石頭遠遠扔過去把那些蛇趕走。

到了公社，才知道我總算被再教育好了，畢業了，成了光榮《工人階級必須領導一切》的工人老大哥中的一員，我被調到一個處在山區的小鋼鐵廠。

岁月远逝，心斫难平——读黄奕信先生油画《青春流逝的地方》有感

2012-01-27T14:03:00.002+08:00

棱石

与先前认识的两位年青女画家一样，和黄奕信先生亦相识于雅昌博客，并且有一见如故的感觉。黄奕信先生大我两岁,生肖属兔。兔是弱小善良的动物,亦是善于隐藏的动物，所谓狡兔三窟。与黄奕信先生的熟悉与了解完全是在他的日记与图片中逐渐形成清晰且不可可磨灭的印象,虽然是网络虚拟空间所形成的映象,但相信即使有朝一日与黄奕信先生真实地相逢,也不会改变我对他最初在网络中形成的如同花岗石一般坚硬的形象记忆：正直、善良、勤奋好学，热爱民主与自由，不畏强权的优秀品质，敢于斗争；灰谐、幽默、乐观的性格。

黄奕信先生的作品风格多样，并且多以系列形式出现，形成强大的阵容与气势，观他的画如同观看激烈搏斗的战场，痛快淋漓，十分过瘾。

黄奕信先生没有进入高校进行专业的美术训练，也就没有体制内种种纡腐规矩的束缚，他博采东西、古今各家之长，融会贯通，不露痕迹。

比如他的水墨系列作品，既有西方素描造型的写实功夫，又受中国清代金陵画派龚贤的影响，计黑当白，密亦透气，山重水复，曲径通幽，亮处总是很少地集中在某一处。这与伦勃朗的作品又有相似之处，那光明似乎即将消失殆尽，黑暗即将来临，因而使人更加留念与珍惜那一丝象征希望的光亮。

他的涂鸦之作，又巧妙地借鉴了西方行动画派波洛克的技巧，加上中国五千年传统文化的影响。于是，西方行动画派的无意识与东方阴阳互动的理性思辨相结合，再凭借他天生的一股韧性，千笔万笔，一气呵成。没有坚定的信念与追求，岂能完成如此多的作品系列。

他的油画创作亦手法多样，不拘一格，构思巧妙，思想深邃，视觉震慑力极强。这与他是香港画家，呼吸西方自由世界的空气，少受国中极权体制意识形态控制，拒绝精神上吞服三鹿奶粉，具有清醒的道德价值判断能力的缘故吧。

他的众多油画作品，我尤其欣赏1989年创作的《六月》与《青春流逝的地方》。本文则重点谈谈自己读《青春流逝的地方》的主观感受。

《青春流逝的地方》为布上油画，120CM X 92CM ，作于2010年。

远远看去，红、蓝、白、黑四个高纯度的原色块构成蓝天、白云，红色山岗，黑色流水的形象，产生如同大提琴一样浑厚、深沉的音域。其中，血一样的红色色块占据了画面接近三分之二的处于视觉中心的位置。既单纯却又浓烈的色彩组成的画面形象在众多的作品中，一下子跳了出来，摄住了观者的心魄。

走近画面，远景是蓝宝石一样湛蓝得沁人心脾、令人神往的深邃苍穹，飘浮着宛若大海中长着流线形身躯的鱼群一样自由漫步的朵朵悠悠白云。白云从天际悠然飘浮而来，又悠然飘浮而逝，不知它们归宿何方……

中景为血一样红的巍峨屹立的群山，如同自然界巨大的一群猛兽，它们姿态各异：或安详伏卧,或转身侧视，或仰天长啸，或蠢蠢欲动，或撒腿狂奔……在那些猛兽的身体里，不知何故，既透着一些令人渴望却又令人害怕的如血殘阳一样诡谲的光芒，又有更多的似乎是人的殷红鲜血凝结成的暗褐色固体，并且能隐隐约约窥探到因岁月流逝而逐渐变化的微妙过程。

河流的颜色是深沉的黑色,无声无息,完全是毫无生命活力的一潭死水，而不是碧波荡漾,沁人心脾的清澈江流。

山上没有树,山里亦没有缭绕的云烟,静静流淌的河水一片死气沉沉的黑色，惟有飘浮的白云令人产生一线希望。使人无法将眼前雄浑壮美的梦幻一般的群山与大自然真实的形象联系起来。只要将北宋画家范宽的山水《溪山行旅图》的山水形象与黄奕信先生的风景油画《青春流逝的地方》中的形象相比，就会发现：北宋范宽画中的山水，强调了中国北方山川的雄浑壮丽，不可征服，而人在自然中的渺小与艰难。但在观者眼中, 范宽画中的山水依然是真实的现实生活中的山水形象，是对北宋雄伟山川的赞美，尽管作品中有着理想化的因素。而奕信兄作品中那深邃苍穹与悠悠白云，那血一样红，并散漫着如血殘阳一样诡谲光芒的巍峨屹立的群山，那如同在深沉黑夜流淌的河水的山水形象，却是梦幻中早已远逝而去，却永筑作者心中的难忘往事，借山水来表达的主观心灵境象。没有地火炽烈岩浆的不安涌动，没有火山喷发的壮丽景象，亦没有内心的喜悦与欢乐，惟有那暴风雨疯狂倾泄之后、雨过天晴的清新纯洁和淡淡的、如同戴望抒《雨巷》中那撑着油纸伞独自在悠长，寂寥雨巷中彷徨的那个丁香一样地结着愁怨的姑娘，有着丁香花一样的一丝难以描状的惆怅与寂寥的叹息及品尝浓郁绿茶时苦涩之后那回味的甘甜。

总之，作者以精湛的技巧，通过酝酿良久的构思、用充满激情且凝重的画笔，将脑海中记忆信息库存中既清晰而又蒙胧，既苦涩而又淡然的逝去久远的青春热血洒在中国江西贛西北修水河畔的，有着坎坷经历的个体生命的映像与心绪默默地展示在观者眼前。“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意。”笔者从作者油画《青春流逝的地方》所传达的视觉信息，感觉到作者对青春深深的眷恋，而这深深的眷恋中饱含着对那个令现代人难以置信的如同唐·诘柯德一样荒唐的专制时代对个体生命如吃人野兽一样任意摧残的无声控诉，也饱含着作者对美好未来的无限希冀。那山，分明就是野蛮如野兽的专制体制的的化身；那水，分明是体制下被奴役的默默生存的劳苦众生；惟有那深邃蓝天与自由飘浮的朵朵白云，才是画家心中希望的源泉。

此画的画面语言极简洁,朴实,将早已逝去多年却永驻心间的难以言状的万千心绪浓缩在画面的蓝天、白云，红色山峦与黑色河流几个大色块中。而不是单纯表现自然山川的雄浑与壮丽，发出对祖国山河的赞美之情。

色彩上加强了蓝天与白云之间的明度对比，相对减弱了血红色山岗与河流之间的对比。对比的作用是突出主体，而作者对本是空间的蓝天、白云的突出；作为主体的山岗却减弱对比，不像传统山水画用白色流动的烟云来增强与山与白云的明度对比，同时亦突出了山的巍然屹立，云的流动轻盈。作者仅仅采取高纯度的血红色与黑红色之间微弱的差异，使人通过山的形象与血红色使产生沉重、诡异的心理感受，同时亦稳住了画面。河流本来应该是生命的绿色，与山相并列还可以形成红绿之间的补色对比，以显示自然生命的蓬勃生机。然而，由于为了表达作者曾经的艰难困苦却又永远铭心刻骨的心路历程，这象征着普通大众的如同唐太宗所言“既能载舟，亦能覆舟”之水，此时却是既不能载舟，亦不能覆舟”之水，在强大的如同凶残野兽的山岗的压迫下，无声无息地在内心深处痛苦地呻吟。

这便是一位饱经沧桑的有着正义、良知，渴望自由，追求美好的画家在数十年后用心血将曾经的个体遭遇凝固的结晶，通过这幅既优美却又难以解读的画面，以强烈的视觉震慑力打动观者的眼睛与心灵。处于与与作者同时代的我一下子便能与作品产生共鸣，走进被无情岁月尘封久远的上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中国文革邪恶、黑暗的历史。令人痛心的是，上世纪在中国大地发生的事，至今所清楚了解其真相的青年人已是极少数，而当年参与文革，为虎作伥的部分人，亦缺少反思，反而又怀念起文革。文革的阴魂即将卷土重来，已是不争的事实。

笔者与黄奕信先生出生于同时代的五十年代，曾经写诗回忆自己的青春时代，自认为与黄奕信先生的画有相通之处，也一同贴出来以读者，作为本文的结尾：

《无题》棱石

将时空弯曲，并扳成碎片，于是，黑色幽灵起舞。隔了一层网，而那网是，酒精、纯盐、褐血的结晶。蜘蛛很幸福。

星光是蓝色的，似乎并不遥远。苍狼嚎吠，大地还原于混沌。暗河潜入梦境，佛祖与魔鬼相峙。迷宗拳始于霍元甲。

血，不再是殷红的，但海魂衫依旧很蓝，很蓝。交响乐接近尾声，灵魂骚动如鱼，静止构成永恒。……

從藝六十年

2012-01-27T14:01:00.002+08:00

對小孩來說，往往大人或老師的一個鼓勵，會改變這小孩的一生。我入學比較早，五歲時就入讀印尼一個縣級市的華僑華校，我第一次畫畫是在小學一年級的第一堂美術課。美術老師好像自己也不怎麼會畫，就拿了一張生物標本圖，上面有貓、狗、老鼠等常見動物的圖案。掛在黑板上叫學生自己對著臨，我就畫了老鼠。本來圖上老鼠的毛是黑的。我至今還記得，我當時是用各種不同顏色的彩色鉛筆色混成黑色調，這樣看起來就顯的很生動。結果老師給了100分還貼到學校的板報上。這突而其來的榮譽，使我的虛榮心得到了極大的滿足，從此以後我對畫畫的熱情也就一直沒再減過了。

雖然我很喜歡畫畫，但是我父親是一個很傳統的華僑商人。非常反對我畫畫,總是說:"畫畫有什麼用?死了以後才能出名的東西。一點都不實際。"所以我如想從家人那裡在經濟上支持我買些畫具之類的東西，是不可能的。我一直到初中畢業時，最好的畫具也就是學生必備的水彩套裝。(就是6種色彩小牙膏裝的顏料再加兩支小水彩筆，是由學校統一購買的。)

65年以後。印尼發生了政變，關閉了所有的華人學校。我失學後，就去了父親工作的橡膠廠天天在那無所事事。離廠不遠住了一家軍人校官，他經常在院子裡畫大幅的油畫，隔著矮牆可以看見他畫畫。我經常跑去看，但始終都是隔牆遠觀，不敢要求進去看。

這時我就很想試畫油畫，但是油畫顏料在當地買不到，就算有，家人也不可能給錢我買。於是我有一個家裡開五金店的同學就建議我自己制作，他說可以支持我.。也就是他和我等晚上他家店舖關門後，偷偷的進去，然後偷些色粉，再把油漆面上的浮油倒些出來。然後我們就開調始制，但是乾的太快，結果又加了些廚房偷來的花生油。雖然顆粒很粗，但是有點像那麼回事。顏料解決了，其他的就好辦多了。把一支油漆刷子拆了，把鬃毛分別再用鐵皮包焊，就可制成大小不一的油畫筆了。畫布是找了一塊破床單再用漿糊刷上也就成了。

就這樣,我也開始畫起油畫了。臨了一張少數民族的小女孩，塗的非常厚，效果好像還不錯，我媽說像我最小的妹妹。父親看後也沒說什麼。就這樣，我家的客廳上就一直掛著我的第一張油畫，當時左隣右舍都跑來品頭論足看新鮮，很是熱鬧了一陣子，為此，我還接了不少親戚朋友們交代的肖像任務。當然油價顏料，畫筆也就源源不斷的由他們供應了(當時是要託人到新加坡買的，而且價格不菲)。後來聽我媽說，可能是用破床單的原因，隔了10幾20年也就裂的不成樣了。結果給扔了。(很是可惜，沒照片留下)。

我是十六嵗那年回到中國大陸的。在印尼的時候我沒什麼機會認識畫家，只能在一些畫廊及大酒店看到一些當地畫家的一些原作，主要的學習方式還是大量的臨摹畫報或書上的名畫圖片。

那時每收集到一張圖片，我都如獲至寶，以自己理解的方式學習其中的技法，當然更多的是差之毫釐失之千里。那時的我並不大懂畫中的思想內容，最祟拜的就是畫的像及畫面漂亮的畫家。

65年印尼930政變後，印尼排華越來越厲害。。。印尼土著小孩也經常欺負我們這些華人小孩，我小時性格比較剛烈，經常和土著小孩打架，好幾回還是群架。67年在我一滿十六週歲(滿十六週歲才能申領護照)，父母就迫不及待的把我送回中國大陸。那時，我及我父母都不知道中國大陸生活上那麼苦，更不知道神州大地上正進行著一場翻天覆地的大運動。但是我還是很感激我父母當年作出的這個決定，不然的話，我及我後代可能現在也就成了只關心掙錢及吃喝玩樂的紈絝子弟。

當時是取道香港入境大陸，所以所需物資也大部份是在香港購買，那時我大膽地在採購單加上油畫顏料和油畫筆，很意外的沒被父母否掉。

剛到的前幾個月是在廣州等待分配，那時主要的消遣就是天天上街看大字報，偶爾還會碰上一兩場武鬥。大字報上的宣傳畫及大批判的漫畫。。那些方臉粗胳膊的工農兵形象，那些被打倒還被踩上一隻腳的牛鬼蛇神形象。。都是我學習的範本。

在廣州逍遙了三個月，我被分配到江西南昌的江西師院附中。因為學校原來的美術老師在我來之前，有過畫女人裸體的流氓行為，而畏罪自殺了。所以全校所有的師生中就只剩我畫的稍為好些，也敢畫。所以在學校革委會成立時用來放在學校大門口的宣傳畫的任務就非我莫屬了。

這張畫在我命運軌跡裡應該是起了很大的方向作用的，正因為畫了這張宣傳畫，引起了天天坐車經過的省軍區領導的注意，很快省裡就把我調進專搞革命展覽的創作隊伍。

江西是革命聖地，那時什麼【秋收起義】，什麼【毛主席在江西革命活動展覽】，等等展覽，排的滿滿的。這些展覽的創作隊伍都是從全國調來的美術工作者。由於很多權威已經被打倒，所以調來的主力隊伍基本上是各大美院剛畢業的年輕老師和剛畢業待分配的學生。這些人中，北京中美的和浙江浙美的畫家們各不賣帳，相互看不起。但是，因為浙美的用色方面比較鮮艷活潑，比起北京喜歡用高級灰的色調更能取得軍代表的認可，所以這些展覽重要的題材，大部份都為江浙派所奪得。

在這期間我可是偷了不少師，每個人我都喊老師，反正當時館裡我年紀最小，個子也小，喊的一點也不難過，而且他們也都不介意我在邊上看他們畫，有時還會叫我幫忙打打下手，上上底色什麼的，那段時間我在油畫技巧上的得益最多，而且畫布顏料隨便領。不過，這些老師們除了個別玩的好的，大部份我都不記的他們的名字了。

在展覽館混了幾個月之後，我被調往江西省大中學校紅衛兵司令部(簡稱大中紅司)，這司令部可是當時省教育部門的最高主管，司令是省革委會常委周升炬(文革後被判刑，出獄後不久去世)。我到大中紅司的主要工作是籌備1968年南昌市的十一國慶大游行，擔任總指揮(可謂初生之犢不怕虎)。

那時的游行的各方隊基本上都是大幅的毛主席像先行。我在檢查這批主席像時，對當時南昌二中的那幅印象最深，是臨劉春華的"毛主席去安源"，臨的非常好，只取用了劉的構圖，色彩及用筆都是自己的。此畫就是現任中國美院油畫系主任章仁緣畫的。當時以他的水準，完全可以調到展覽館從事創作，我問了一下認識他的朋友，據他們說，可能是他成份不大好，所以沒調。事隔幾十年。。。。我看了一下他的近作，失望之至。。好像除了唯美就什麼都沒有了。難道這就是美院的教育的結果?如是，我真慶幸我無緣進美院了。。呵呵。

國慶節一過，學校的應屆畢業生就準備分配了，這屆的分配是遵照毛主席的【五七指示】和下放幹部合組成『五七大軍』下放插隊落戶，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我正好是68屆高中的應屆畢業生。我想回學校去跟著學校走，但是司令部又不肯放我走，說是我不由學校分配，司令部的所有人員另有安排，我是分配到市革委工作。

我在司令部待的時間雖然不長，但是由於是在權力核心工作，總算對政治有了一點了解。司令部裡沒人知道我是海外歸僑，也不是我有意隱藏，而是根本就沒人往那想。但是，在司令部的日子我明白了有海外關係在那年代也可以是罪狀之一，更何況是正式分配到市革委，到時檔案一調，安我一個混到革命隊伍的帝國主義特務罪名可不是好玩的。當時我急了，還特地以司令部的名義到上山下鄉辨公室調學校下放人員名單，上面也沒我的名字。十月十八日就是下放的日子，在十七日晚，我回學校連夜收拾行李，第二天一早就強行上車，響應偉大領袖毛主席的號召，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去也。我這舉動被跟車採訪的記者知道後，對我進行了簡單的採訪，過兩天就在省機關報上大肆宣揚了。一個歸國僑生，在分配方面沒要求國家照顧，反而積極響應毛主席的號召，主動強行要求到廣闊的天地鍊紅心，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這可不是一般的覺悟，這樣我成了學習的樣板，對那些不願下放的僑生，有關當局做工作時就拿我出來說事，這樣一來，我幾乎得罪了所有一塊分配到江西的僑生。

就這樣，我到廣闊的天地錬紅心去了，我是下放在贛西北，武寧縣的清江公社。在那兩年的時間裡，我的藝事並不多，被調到公社畫了一批宣傳"農業學大寨"連環圖式的宣傳畫送縣裡展覽外，就是把大隊一共四個村的所有房子的大門上都畫上一幅毛主席像。(前兩年，在廈門-南昌的火車軟臥車廂內，竟意外的碰上當時武寧縣的文化館長陳重印老師，他現在在江西畫院。他一看我給他的名片就說認識我，我經他提示，才記起他，真是慚愧。)

不知是因為我的表現好。。還是因為上面有人打了招呼(因家庭背景比較特殊的關係，在上調之前，我伯母從印尼回來看望我們幾個被送回來的小孩，我們一起上了北京，統戰部有專人接待，還把我們這些小孩的情況及下放地點都詳細記錄了)。反正70年初(下放才一年多)我就上調到九江瑞昌的一個小鋼鐵廠。

剛進廠時我是分到政治處，主管宣傳(包括放電影，廣播站和出牆報。)，編制是幹部編制，行政26級。我當時很不滿意，就是正因為不想當官才堅決要求下放的。這倒好，轉了一圈回來還是幹部。幹了兩個月，稍為熟悉了廠的情況後，我就打報告，堅決要求到生產第一線，到最苦的翻砂車間當學徒工。廠領導經不住我軟磨硬泡，還是同意了我的要求，唯一的條件就是廠的牆報還是要我負責出(說實話，當時我這舉動連廠裡的很多人都不理解，更別談現在的年輕人了)。

自從回到大陸，我就有隨身擕帶小速寫本的習慣，走到那就畫到那，那怕就是勾兩根線條也好。。。真別說，那段時間的速寫習慣對我的造型能力有很大的幫助。

為舉辦記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坐談會上的講話】發表30週年的全國大型美展，全國又都動起來了。我們這些各單位能畫兩筆的人都集中在單位所在地的縣，市文化館，又開始為遵循【講話】精神而創作。在文化館創作的時候。。。很是好玩，因為晚上過了九點就算加班，有加班費補助，還有一頓水餃當夜宵。。。於是，白天時大家都不約而同地放慢手腳，作出一付苦思冥想的樣子，又是翻書找資料，又是裝模作樣互擺姿態畫造型稿，為的就是晚上的一碗水餃。那段日子的確很開心。

我當時是創作了一幅名為【發揚鐵人精神】的宣傳畫(我當年沒拍照，網上也沒搜到)，畫面是一鋼鐵工人堵出鋼水口，採用大特寫的鏡頭，很是壯觀。軍代表看了很滿意，很順利的就通過了縣，地兩級的篩選。在往省裡送之前。。九江市文化館的幾位老師，又幫我潤色畫面上的工人形象。。。弄到最後又成了【集體創作】不過還是打著我的名號，畢竟我那時的身份是如假包換的鋼鐵工人。這張畫在省裡展出後就送北京了，還印成了宣傳畫。後來據廠裡同事說，還有200元稿費寄到廠裡給我，我沒收到，因為畫送北京前我已經離開大陸前往香港了。

在我前往香港前，我把一箱裝著在大陸時畫的速寫，還有一些手稿，別滿主席像章的一條大浴巾等物品的箱子，寄放在一朋友家。。。過了幾年，我那朋友不知調那裡去了。。一直也沒聯繫上。

我本來有機會入讀浙美(現在的中國美院)，我放棄了，選擇了出國，對此決定我至今沒悔過。1970年周總理有指示，歸國的僑生可以申請回原居地和家人團聚。這指示很快的就在歸國僑生中傳開了，我是比較早得到這消息的一群。原是沒回去的打算，但是一些不如意的現實讓我感到憤怒，那時年輕，容易衝動，一旦作出選擇就勇往直前。我選擇了離開。

我父母是堅決不同意我出國的，原因是出國後，印尼是回不去的，只能留在香港，而香港在我父母的概念是"紙醉金迷"之地，怕我在那裡學壞了。所以我只能瞞著父母，在沒有任何後援及經濟來源的情況下去面對我的新生活。

那年代前住香港時只可以換200元港幣的外匯，就這樣我帶著200元踏上了那腐朽的"紙醉金迷"之地。我是十一點下的火車，下午一點就到一朋友叔叔的小塑膠廠上班了，朋友的叔叔收留了我，食宿都在工廠。工資是300元。我至今還很感激我那朋友的叔叔。雖然，三個月下來我瘦了30斤，主要是睡眠嚴重不足，伙食方面倒是很好。

三個月後，我從報紙上找到了新的工作，是在一家廣告公司任設計，繪畫，打雜一腳踢的工作。工資是750元，但是因為經常要加班，加上加班工資。。。每月最少都有一千多元。這收入在當時香港的工薪階層來說已經很不錯了，而且還是學有所用。就這樣工作了半年，身邊也有了些錢，我就另租房子，不在廠住了，買了一些顏料，畫具，畫了幾張油畫。

那時開始有畫商在香港收購商品畫，也就是現在俗稱的行畫。我就拿著我作品去應聘。當然我畫的畫不可能是他們要收的那種，但是畫商對我的油畫技巧是很滿意的，還問我是那家美院畢業的，我只好含含糊糊搪塞過去，不敢說沒上過美院。畫商就給了一些名畫要我臨摹，並一下了一些定單，就這樣我又改行了，成了一名行畫技師。

附舊文一篇: 現在都統稱商業性的或大批量複製的畫為【行畫】。這些【行畫】主要又是以出口歐美市場為主，因為歐美等基督教國家都有在聖誕節把家庭裝飾換過一新的習慣，那麼【行畫】就有如中國的【年畫】每逄過年就得換過新的，所以需求量極大。

【行畫】最早的生產基地是德國和意大利，70年代初一美國商人阿蘇(是別名我不知其真名)在香港開設了出口貿易公司【世界油畫公司】，收購油畫出口。因為香港俗稱出口的貿易公司為洋行，所以賣給洋行的畫就統稱為【行畫】。因為當年香港的勞動力相對德、意便宜的多，又加上當年文革期間有很多大陸美院如央美、浙美、廣美等的老師、學生跑到香港，所以一時大批畫室如雨後春筍，紛紛招收學徒生產。很快就取代了德、意成了世界最大的【行畫】生產基地。當年大的【行畫】畫商有美國人阿蘇的世界油畫，有上海美專出身的鄭定裕的中國畫苑，還有至今乃是最大的由陳廷玉和廣美畢業的劉日華創立的集美油畫公司。還有很多中型的眾多小公司。這行業當年養活了不少畫家，包括現在在歐美享有盛名的畫家都曾經剛到香港時用它來養家糊口。

由於【行畫】是商品，產量很重要，所以經技術改造也就創造出很多又快又好的工具和畫法，如用刀來畫花和畫海浪，街景，用扇形工具筆畫風景，等等。所以也就產生了”花王”、”海浪王”、”風景王”等等。八十年代中國改革開放，香港勞動力便宜的優勢很快就沒有了，現在香港本土靠畫【行畫】為生的幾如絕跡，先是顏之良嘗試到山東開畫室，後可能是路途太遠或其它什麼原因，而以失敗告終，接下來就是黃江到深圳的布吉開設的畫室了，就是現在鼎鼎大名的大芬村，而【行畫】之稱也就隨此揚遍神州。

現在經常聽到一些年輕畫家，總是報怨世界對他們不公平。。。為了堅持藝術的夢想，他們是如何，如何的痛苦。。。等等。其實，要實現自己的理想，最主要的是要能讓自己活下去。。。。如果有責任心的，還要擔起讓家人活下去的擔子。如果連養家糊口的能力都沒有，又憑什麼去談理想，抱負。我有一個印尼僑生老鄉，是文革前浙美附中畢業的。畫是畫的不錯，但是就是心態有問題，到香港後就是整天埋怨他家人把他送回大陸受苦。。共產黨又是如何的對他不好。。怎樣懷材不遇。。等等。他的姐夫也是僑生，出國前是浙美的老師，到了香港也是以畫行畫為生。但是他就是不願意畫行畫，別的工作他又幹不了，一直靠家人的接濟生活。。幾十年過去了，他現在成了一個靠吃政府援助的單身老頭(這到底是他個人的錯，還是社會的錯)。所以，我一般都奉勸有志於投身藝術的年輕人，先找份工作，活了下來再弄藝術，梵高不是人人能做，他起碼有個養他的弟弟。

畫行畫方面，我算是一位多面手，什麼題材都能畫，也能獨立起稿。在應用工具筆和畫刀方面也掌握的不錯，也不介意畫商把我起稿的畫種給別人抄。所以我很受畫商歡迎，定單是從來不愁沒有。那時我每月畫行畫的收入都有港幣一萬多元，在那年代比銀行經理的收入還高。

畫行畫有一特點，就是須見好就收，畫面效果差不多就應該收手，為了更快更好地達到畫面效果，你可以應用任何工具及手段，這和當年美院蘇聯式教育的，要求畫的深入，磨的下去的宗旨背道而馳。所以在畫行畫方面，我這種土八路要比美院畢業的正規軍更容易適應。而美院出來的總是對畫行畫有著很大的排斥心態，他們總是認為行畫畫多了，會把手給畫壞。但是為生計所逼，我知道當年在香港，還是有很多在美院當過老師及美院出來的畫家在畫行畫。

畫了幾年的行畫，有了一些錢，我又改行經商去了。

七十年代時沒有互聯網，不像現在，學知識可以上網去搜。那時要自學，只能靠大量的閱讀。經濟上的富裕使我有能力購買大量的書籍。香港的藝術圈子很是歧視靠畫行畫為生的畫家，特別像我這種土八路出生的更被人所歧視。這種被歧視的動力促使我下大功夫研讀中西藝術史及大量的藝術理論書籍，現在我家中的美術書籍可能不會比二線美院圖書館中的美術書少。那時香港只要有藝術展覽，我基本上都會去看。看不懂的，回來就看書找答案。我臨各家的字貼，為了就是弄懂國畫中的那些形容字義。。。。慢慢的我終於弄明白了，中西各時代的藝術演變，也清楚了為什麼那年代的畫家們只能是這樣畫，而不是那樣畫。所以，至今我總是對年輕人說，你先把中西美術史弄明白了，再來搞創作。不然,你自己都弄不明白你為什麼要這樣畫，而不是那樣畫。

香港七，八十年代的藝術圈子，基本上是由幾派組成。一派就是傳統的嶺南派，他們以師承為主，動不動就是我是某某的弟子。一派是以呂壽崑為主的試驗水墨派。。傳人代表王無邪。一派是劉國松入主中文大學後形成的台灣派，代表人物文樓，張義。另一派，也就是勢力最大的設計派，這一派至今仍在呼風喚雨，代表人物有高文安，陳幼堅。。。等人。

八十年代中，原卡地亞首席設計師，菲歷，夏利豪到香港自創品牌，成立了"夏利豪現代藝術基金會"舉辦藝術比賽。對推動香港的現代畫發展起了很大的作用。

我從"夏利豪現代藝術基金會"舉辦藝術比賽的第一屆起，連續四屆都有參加比賽並入選。

一九八七年及一九八九年我也參加了香港當代藝術雙年展，也都入選了。其實我那時並不是專業在畫畫，我參賽的目的只是想知道我對當代藝術的理解是否被人認可。之後商務繁忙，五年內我竟然沒動一筆。

八十年代，中英就香港問題進行談判。。。香港掀起了起移民潮，不少朋友都移民美加。。我也有此打算，於是也就前往當時的當代藝術中心，紐約，探探此路是否可行。

那時以藝術家的身份移民美國是比較容易的，我到紐約後比較幸運。很快就有畫廊代理我的畫，每張的收購價是3000美元，而且嚴重的供不應求，畫廊老闆整天追著屁股要畫。我那時兩個月基本上可以交出三張作品。但是生活上非常不習慣，我老婆以小孩還小為由，不願意跟隨，一個人的孤獨生活的確不好過。。。特別是週未和朋友們聚會喝完酒，酒醒後的那種抑鬱症似的失落感。。。就這樣。。反反覆覆的抑鬱。。斷斷續續的來回。。我最後還是決定不移民了。

在那段時間我每星期都會上蘇豪區到各畫廊轉轉，大都會博物館及現代美術館更是我每月必去之處。。。。。從藝術的角度上來說，我很懷念那段時光，但是從生活的角度上來說，那段時光真是不堪回首。。

89年到94年這5年我一直很忙，基本上沒動手畫過畫，一直到94年我人生的一場變故，我才又重新拿起畫筆。

94年的春節開始，南昌市彌漫一片因官場鬥爭而引發的白色恐怖，一大批原市長的所謂親信官員被抓或被雙規。五一假後的第一天晚上，我被拘捕，好玩的是拘捕證上竟沒任何罪名。其實我心中也清楚，醉翁之意不在酒，因為專案組以為我是香港人，又是商人，骨頭一定是很軟的，只要嚇唬一下，一定會按他們的意願去辦任何事。那知，事與願違，呵呵！他們弄錯了對象。騎虎難下的專案組對我採取了高壓的手段。

從進看守所的第一天起就不准有任何人和我接觸，家人也不知我身在何方。在我嘴裡他們要不到任何他們想要的東西，又不能對我動刑，無奈之下只好從生活上及精神上對我施壓，這看守所位處高地，自來水管經常沒水，要喝水用水只能自己一小口、一小口從流不出水的水龍頭吸出來，我曾經數過，吸小半臉盆至少要吸上300口，而且還是一個高技術活。在看守所而無家人經濟上接濟的日子是怎麼樣？進去過的人都知道，於此我就不多描述。幸運的是，多虧看守所的警員及人犯給予同情和幫助，不然我可能早已化為塵土。

進去半個月後，由於生活上的極大落差及衛生條件所致，我開始瀉肚，瀉了一星期，瀉雖止了，但我人開始低燒不斷。看守的醫生也查不出是什麼病，要檢查只能送勞改醫院，但是由於我是歸專案組特管，公安局及看守所都沒權力把我送院。連專案組也沒這權力，因為對我的任何動作都要經市委書記批准。

我身上開始浮腫，而且一天比一天腫的厲害。看守所的警察是急如熱鍋螞蟻，天天向上報告，但是毫無下文，一日好不容易有專案組的來提審，見了我的浮腫狀況，只是丟下：『你不說，就讓你死在這裡。』這麼一句話，苦笑之餘，只能認命。

這樣的情況繼續了近一個月，浮腫已經惡化到不成人形的地步。陰囊已經腫到有如排球大小，走路已經需要用兩手托住而行。天不絕人，此時專案組一付組長提審我，見此情況大驚失色，立即安排送勞改醫院治療，進院後，醫院下了病危通知書，當晚南昌市委派人來探望，迷糊之際我也不知他們說了些什麼。隱約聽見“極力搶救”之類語句。不過，那自作主張把我送院的專案組付組長也因此丟了烏紗帽。

經過兩個多月的治療，我終於又恢復了健康，在此我衷心感謝幫助及拯救我生命的人。

在醫院養病期間，我開始用鉛筆在白紙上，對著窗外的芙蓉花寫生，打發時間。

1994年至2002年，我在南昌市看守所和南昌監獄呆了7年10個月。由於我是由南昌市委書記親自抓的大案要犯，固此，雖然辦案力度特大，但是對我個人生活上還是有所照顧。開始在看守所期間只是沒完沒了的提審，當然談不上有畫畫的閑情。兩個月過去，就開始閑下來了，正好此時我得了尿毒症，全身腫如皮球，只好把我送進勞改醫院，一進院，醫院就下了病危通知書。住院期間每天對著窗外的芙蓉花樹，我用鉛筆畫了不少素描，還畫了一些醫院內人犯的生活速寫及一些創作草稿。可惜的是，在我出院送回看守所時，全讓專案組給抄了，至今找不回來。【注；我案子一共換了四個專案組，前後一百多人。在我住院期間，第一個專案組，因為得出我無罪的結論，結果給撤了。把畫抄走的是第二個專案組。】

半年下來，南昌市東湖區法院判了我一個無期徒刑，另加一個十五年，決定執行無期徒刑。此時第三個專案組又把我從看守所提出來，帶在他們身邊，跟著他們轉了好幾個招待所。這時候我又可以有閑情畫畫了。專案組的人幫我買了幾枝(小紅毛)毛筆，一盒學生用水彩及幾張水彩紙，我畫了一些素描，水彩。由於是和專案組同吃同住，所以也只能畫一些花啊，女人啊。畫女人是因為我說，我想老婆了，畫一畫可以解思愁。

雖然是明擺著的冤假錯案【只需看；是由區法院判的無期徒刑】。第四個專案組折騰了半年多(第四個專案說是來解決我的問題的)，也沒能把我給弄出去，又不能長期把我帶在身邊【目的是不讓我接觸到任何人】，只好把我放到監獄去執行。

由於案子和我身份的特殊性，省政法委還下了一條指令給監獄，不準我和外界有任何接觸。所以，我見不到我律師，不準任何非直屬親屬見我。那怕直屬親屬見我也得由省政法委書記簽字，不過生活上倒是盡量給予照顧，不須參加勞動，不準離開所屬大隊院子，還給了我一小房間作書房。獄友們都笑我是熊貓，成了受保護動物。這樣一來，我除了在那幾十平米的小院子兜圈子散步，其餘時間只有躲在小書房發呆。說是書房，可沒書看。時間一長，總要打發日子，於是叫獄警們給我買了一些水彩紙，幾盒炳烯顏料，幾枝(小紅毛)毛筆，都是學生用的那種，太專業材料的我沒錢買，警察們也不知上那兒買。

因為材料極度潰乏，有的反而是時間。80年代我用過以圓圈組成來畫風景，後因費時太多而放棄了，現在機會又來了。於是我就用小紅毛一個圓圈、一個圓圈來畫，由於是用局部畫法，每一個圓圈畫下去之前都要考慮好色彩，大小，下筆後是不能更改的。在那環境下，我能看到的就是四面墻和院子那不大的天空。又不能畫監獄內的人和物【免被沒收】，只好從一些其他獄友收藏的一些珍貴小圖片【都是報紙或雜誌上的女人圖片，在獄中可是連蒼蠅都是公的，看到老母猪都是雙眼皮】中汲取靈感，畫了一些女人像。這種畫法打發時間是最好的，就是這樣，一個圈，一個圈的動作陪我度過了我那最黑暗的日子。可惜的是有幾張我很喜歡的原作遺失了，連照片都沒留下。

渡過了七年十個月的的黑暗日子。。。2002年，有關當局自動給我改判、減刑(由始至終我沒認過罪)。就這樣，一個被判無期徒刑的人，坐了近八年的大牢恢復了自由。回家後我又開始了工作，還是經商。在空閒時也畫點畫調劑一下，畢竟那是我的愛好。

我的童年是在南洋渡過，那裡的樹很多很多，也很高很大。我也不記得是那一年開始，我總是喜歡爬到高高的樹上，眺望遠處的景色，或在果樹上盡情的啃著那半生不熟的各種水果。

從小我就喜歡畫樹，特別是畫大樹，因為對我來說，小樹不能爬，所以對小樹沒什麼感情。

下放插隊時，經常要上山砍柴，這活雖然很累，但是還是喜歡，人家都是砍小雜木，我切喜歡爬到樹上砍枝椏，無他，也就是過一過爬樹的癮。

自從離開農村後，再也沒有爬樹的機會，一晃幾十年過去了，現在是否還能爬樹？自己也不清楚。

我喜歡水墨畫，但是一直沒動手畫過，一天，我終於動手了，畫什麼呢?腦海裡顯現的竟是樹，我的國畫森林系列就是這樣出來了。但是人人都說像是油畫，管他呢，反正我是用毛筆、水墨及中國畫顏料在宣紙上畫的。北京工藝美術出版社還幫我出了一本畫冊【森林系列】。

在出獄後的這幾年，主要還是為糊口而奔波，空閒時也偶爾心血來潮似的斷斷續續畫了一些作品。畫的比較多的也就05-07年間的森林系列。前年年底在深圳的一個QQ群上認識了草山先生，草山把我拉進了藝術QQ群。並極力鼓勵我到藝術網上開通個人空間，展示作品及和藝友們交流。通過交流又引發了我創作的欲望。

在去年我就參加了幾次網絡上的展覽，並在藝術網上認識了不少的藝友，我相信這種改變會在我的藝術道路上起到方向性的作用。囉囉嗦嗦的寫了十幾篇，就算是60歲前我求藝道路上的一次回顧吧。

一個「紅屁股」的基因變異

2012-01-27T13:59:00.002+08:00

前言

在我出生的那個地方，只有兩種人，一種叫「紅屁股」；另一種叫「藍屁股」。我嗎，出生在「紅屁股」家庭，一出生就成了理所當然的「紅屁股」。但是我媽家裡，除了我媽，其他的舅舅、姨媽、表哥表姐們都是不折不扣的「藍屁股」。我出生前爺爺早就沒了，所以至今我沒弄清楚我爺爺的屁股是紅的還是藍的。奇怪的是我的兩位姑媽又是「藍屁股」。所以從小我就陷入新中國好、還是台灣好的爭論中。也為了在家唱了從表哥那裡學來的歌，（歌詞如下：社會主義好、回國拿鋤頭、社會主義國家人人吃不飽。）而沒少挨罵，其實我當時學都還沒上真的不明白歌詞是說什麼。這可能是我所受的最早的政治冤案了

。

「紅屁股」的成長

「紅屁股」上的學校是中文學校，雖然也有印尼文和英文課程，但是還是以中文為主。每星期一都要在操場上集合升五星紅旗和印尼的紅白旗，唱『義勇軍進行曲』和『印尼是我的國土』。好像「紅屁股」們上學的目的就是回國，至於回國是什麼？也只是一知半解。因為大人都說成績不好就回不了國，所以回國一定是很值的驕傲的一件事，不然、為什麼非要一定成績好呢？我就曾經說了我不想回國而給我老爸打了一頓，說我不求上進。

我學校的校長是教我們歷史的，是廈門大學函授班畢業的，我很喜歡上他的課，因為他每說一位歷史人物，就會在黑板上畫出那人物的畫像。他畫的魏忠賢的樣子，至今我還是認為沒人會比他刻畫的更像奸臣。可惜的是他在一次學校的挖井勞動中，心臟病發不幸逝世了。他當時是我的偶像，對他我是崇拜的不得了，心想他只是函授班的就這麼厲害，要是親自在廈門大學入讀那還了得。就是這校長促使我下了長大一定要上大學的宏願，雖然這宏願至今也沒法實現，但已經不是我不努力讀書原因了。所以我也就原諒了自己。

在「紅屁股」的概念中只有「紅屁股」、「藍屁股」兩種人。因為「白皮」也就是西方人，等於帝國主義反動派，不能算是人。「番那」也就是土著印尼人也好像不能歸入人類，因為他們只是「番那」。

「紅屁股」出生的城市很奇怪，雖然處在番邦，但是只要是中國南方語系，不管閩南話、廣東白話，客家話或是變了調的國語都能通用，包括當地「番那」也會說。所以當地的人天生就會說幾種語言，也就產生了用幾種語言湊起來的當地特有方言。

現在不管在世界那一角落，只要聽到這種語言，不用問，肯定是老鄉，特親切。

我的英文不好，因為那是帝國主義反動派的文化，挺反感的，也不知道為什麼學校非得有這門課。特別是因為有一次我英文大考成績不滿30分而被留了一級後，對打倒帝國主義反動派的熱情更到了極致，也就更加堅定了我當「紅屁股」的決心。不過奇怪的是「藍屁股」們的英文都很好，可能是他們都想賣身投靠，長大後去英美或歐洲留學的原因，因為他們是不會回國的，去不了英美就會跑去台灣蔣光頭那裡上大學。

我家族最堅定的大「紅屁股」，我伯父英文也非常好，看的都是英文雜誌，他不是「藍屁股」，為什麼英文會那麼好？因為我很怕他，所以一直也沒敢問他，我猜可能是他回國上大學時還沒有新中國，是蔣光頭年代的原因吧。

我這「紅屁股」的家族比較龐大，直到現在我也沒法數得過來到底有多少堂加表的兄弟姐妹，更就別談他、她們的兒女們了。至於我祖上是從那一年代從祖家跑到南洋去的，我也沒弄清，因為我對家族的事只是小時通過大人們的閒聊中得知一、二，而且一直也沒人系統的告訴我家族歷史。反正我知道我父親有一位很會騎馬的泰國祖母，也知道父親是在馬來亞檳城上的學，我祖母和外婆是在馬來亞出生的「若娘」，一生的衣著都是「根峇雅」配「沙龍裙」。而且在南洋我好像在各地都可以找到親戚，所以照此推算，到我這一代應該至少已經五代在南洋了吧。

我父母家族在當地也可算是望族，雖然我母親家族由於外祖父死的早，舅舅好像不大爭氣，敗落了，所以我幾個舅舅的小孩都是由他的幾個妹妹包括我母親撫養。兩個祖父都死的早，我沒出世就死了，所以我除了清明掃墓時，從沒從口中叫出「阿公」這稱呼。

據說：我伯父是在中國大陸上的大學，畢業後在新加坡炒期貨把祖父的店舖敗掉了七家，然後就在新加坡教書，直到祖父死後回印尼繼承祖父的生意。從懂事開始我就知道伯父是當地德高望重的「紅屁股」大款。也就是當地的僑領，他80年代在香港逝世出殯時連中國國務院、中共統戰部、僑聯都送了花圈，由此可證他是一個多大的「紅屁股」。奇怪的是後來他晚年在香港過時我看到他是持印尼護照的。反正這是一筆糊塗法律問題，好像全世界的華裔都可以拿著外國護照效忠中國。他的「紅屁股」程度以後我還會介紹，這裡就不再多說了，大家有那麼一些印象就行了。

在前面有提到我的英文非常差，原來不光是我這「紅屁股」才英文差，別地方的「紅屁股」的英文也好不到那裡去，黃明志作品中的丘老師可能也是「紅屁股」。為了有助了解我小時那裡的語言文化，附上馬來西亞黃明志的作品。他那裡和我家鄉只隔一馬六甲海峽，語言文化非常接近。

63年，馬來亞和新加坡合併成為馬來西亞。印尼局勢緊張起來，政府要求每家每戶都要在花園或後街大挖防空洞，挖不了洞的就用兩邊木板，中間填土的方式築成戰壕一樣的防空壕。所有的大人都要參加軍訓，還必須向村長買軍服和木頭槍，拉響了幾次警報，做防空演習，不過在那些防空洞和防空壕玩捉迷藏倒是挺好玩的。我外婆是持英國護照的，每星期還得上警察局登記報到。

這段時間好像印尼和中國的關係又好了，老師上課也說了:馬來西亞就是英美帝國主義的狗，一定要打倒。學校還排演內容為打倒帝國主義，解放北加里曼丹和西伊利安的歌舞劇，我也在劇中也扮演了一個角色，可惜的是扮演代表西方文化的小阿飛，穿著花衣服尖皮鞋在舞台上大跳杜意絲(那時不叫迪士高)結果被手持中印兩國國旗的軍民隊伍打倒。第一次上台就讓我演壞人，怪不得若干十年後我還真的被人當壞人給抓起來。

我小學是在一個縣級市的華僑學校上的，到了小學六年級時轉到了我出生地，一個省會城市上小學六年級及上初中。然後又回到縣級市就讀初中二一直到初中畢業。由於那裡沒高中，只好又回到出生地上高中。至為什麼原因轉來轉去，我自己也弄不明白，據說是我小時太喜歡打架的原因，反正那年代所有事情都是大人安排的，是不以小孩的意志為轉移的。

我雖然喜歡畫畫，學校的牆報上也經常會有我的作品上報。但是從來就沒得過學校的美術比賽的名次，原因是雖然每次我都是代表班級出賽，但是從來就沒有一次是畫完的。因為學校總是把比賽的日子安排在星期日，星期日我都是和朋友約好出海釣魚的日子，每次都是畫到一半時，開往碼頭的小火車的笛聲一響，我很習慣的就把畫具一收，義無反顧的和在等我的同學們扒火車上碼頭出划舢舨出海釣魚去了。一直到初中畢業的那一年，我才下定決心，不去釣魚把作品完成，那年拿了個全校美術比賽冠軍，總算對班上每年投票選我參加比賽的同學們有個交待了。

說起釣魚，我爸是釣魚發燒友，家裡釣魚用具比一般的魚具用品店還齊全，這就是為什麼同學們都喜歡和我一起去釣魚的原因。有一回就我和另一同學倆人，划一隻小舢舨出海，走遠了，結果連岸邊也看不見了，不知那個方向是對的。幸好在天快黑時看到了回航的漁船，一路跟著才回到碼頭。還有一回沒釣到什麼魚，就在碼頭的漁船上撿了幾條魚，回到家裡晚上正和弟妹們吹牛時，被我老爸揭穿了。老爸說:那種魚是從來不咬鈎的，只能用網才能網到，當時立馬把我在弟妹中立起的高大形象給毀了

。

65年，我在上高中一年級，印尼發生930事件。一時間政局急轉，學校停學了,到處都在抓共產黨，所有華僑的產業都塗上【屬印尼政府】的大字。聽說殺了很多印尼共產黨，河裡經常看到裝滿人頭的麻袋，白色恐怖氣氛到處彌漫。現在連縣級市都不充許華僑住了。那時省會城市的華僑總會成立了很多難民營收容這些華僑，我伯父那時是大忙人，出錢又出力的安排這些事。很多家庭又在準備把小孩送「回國」，我家又有倆個小堂姐回國去了。停學後我去了父親工作的城市住，在那裡認識了幾個住我父親工廠附近，志同道合的朋友。我們一起收聽中央的電台，一起畫畫、到河裡游泳、和「番那」小孩打群架。有一回我在打汽槍玩時，打到了一「番那」，雖然我是跑掉了，但是人家「番那」找上我父親了，上了警察局又陪了錢才把事了結了。這回可是闖上了大禍，當晚我就聽到我父親和母親商量把我送「回國」。於是全家又開忙了，還要我學釘扣子、補衣服之類的女工活。

局勢越來越緊張，寄宿在學校的同學為了保衛學校和印尼軍人鬥爭，被抓起來了(他們就是當時轟動一時的四十一名華僑青少年)。駐印尼中國大使館和駐我那城市的中國領事館先後關門撤退了，中印正式斷交。

我從小就習慣了來自各個不同陣營的意識形態的《精神污染》。我伯父這邊的是紅色的，包括家中所有的刊物、小說都是什麼紅旗飄飄啊，人民文學，什麼野火春風鬥古城，苦菜花、敵後武工隊等等。還加上經常到領事館觀看國內最新的電影和介紹有關國內建設的記錄影片，如建設十三陵水庫、武漢長江大橋等等之類的影片。

而我母親娘家那邊的則全是反動透頂又不健康的刊物和小說。如什麼藍皮書，黑白，人人啊，等台灣和香港出的雜誌及什麼依達，瓊瑤等人的愛情小說。我外祖母是見庙就上香，觀音也拜，關公也敬，又拜天公也拜如來，經常帶我到處燒香拜佛。有一回帶我去參見一名據說是觀音轉世的大師，那位大師和信徒交流時就不說當地的華人方言(變了味的閩南語)只說國語，然後再由她弟子用方言講解。但是，那一回大師在用國語說『懷孕』這詞時，竟然不是用國語的懷孕，而是用方言『有身』。我外祖母當然聽不出問題，因為她根本就不懂國語。『觀音大師』的這次“露餡”造就了我成為堅定的無神論者。

那階段，不同陣營的意識形態對在我對它們認同的爭奪戰中，紅方大大領先，我成了一位立場堅定的小『紅屁股』。還是很響往那偉大的『社會主義的祖國』，所以也很高興父母能作出送我『回國』的英明決定。

『紅屁股』和『藍屁股』唯一的共同點就是它們都喜歡看武俠小說，所以我很小就開始也跟著大人們看看猜猜的看起武俠小說。那年代沒電視，除了打牌、聊天，看武俠小說就成了當地懂中文的華人最大娛樂。那年代租書店生意比現在的租影碟店還紅火。所有的武俠小說每一套都是都是裝釘成過百集薄薄的小冊子，比我現在的博客日誌長不了多少。於是搶閱武俠小說成了家中所有成員的一種互動遊戲，因為是租來的書，每本的租期也就那麼幾天，大人是絕對有優先權，所以小孩只能趕在大人前面，從第二集看起，然後返過頭來再看前面一集。而且要在大人沒看完第一集時就必需把第二集看完，不然，絕對沒有機會回頭再看。再慘一點的只能從第三或第四集開始看。所以這種讀書方式造成我閱讀速度很快，但是不求甚解的壞習慣，至今改不過來。也就是因為中毒太深，把自己當成了書中大俠，喜歡好打不平，講哥們義氣，什麼一諾千金啊等等，這些不合時宜的壞性格，也真害的我在前半輩子吃不少虧。也正因為喜歡打架而促使我父母下決心把我送『回國』。不過父母可不知道，在偉大的祖國一場真刀真槍的大架已經開始，不然的話，再紅的『紅屁股』也不會把自己的兒女送上不明不白的戰場。

因為要滿十六歲才有資格領取護照，所以我要回國也最快也得等到67年中以後才能走。在這等待的日子，我和幾個『紅屁股』小同志繼續打架、畫畫、收聽中央人民廣播電台，還學會了好幾首毛主席語錄歌曲。那時我最煩的就是比我小兩歲的弟弟，整天跟屁蟲似的。說起這弟弟，我和他天生就是冤家，可能是前世結下的仇。他一點都不『紅屁股』，在外面惹了事就回來要我替他出頭，我是大哥當然要去找回場子。但是我和人家打架時，不管對方有多少人，我是否吃虧，我弟總是一邊看著，從來不參戰，還大條道理，說是作好準備，如果我打輸了,他可以第一時間去搬救兵。而且打完架還經常回家告訴父母，弄得我回家還挨老媽的滕子。

有一回，實是忍無可忍，在晚上我去找朋友玩時，他又偷偷跟著，我也不聲響，當走到沒路燈的巷子時，我回頭就往家裡跑，他不知發生什麼事，嚇的一邊哭一邊跟著跑。結果可想而知，我又挨了老媽一頓好打。

大人決定了由我帶我弟一起『回國』，當時中國大使館、領事館都關門了，照理是沒辦法弄到護照的。但是別忘了我伯父可是大『紅屁股』他手上竟然有很多簽好名的空白護照，連蓋在照片上的綱印都在他手上。這是怎麼回事我至今也沒弄明白。不過隨著時間的臨近，我還是很興奮的，一直期盼著那日子快些來到，心情就像艾敬唱的1997一樣，快些來到吧，我就可以去『回國』。

『回國』的日子終於來到了，行程是這樣的，先由我出生的那個城市乘坐四個縲旋漿的飛機到雅加達，然後由雅加達乘坐707噴射機飛香港再經羅湖進大陸。

這是我第一次乘飛機，平時只要有機會跟隨大人到機場接個人什麼的，都會興奮大半天。那年代有機會乘飛機可不是一般的牛，是非常牛，也就比現在上太空差那麼一點點。走的那一天，浩浩蕩蕩的車隊是少不了的，親戚、朋友、堂堂、表表的把機場的送客大廳佔了一大半。反正鬧哄哄迷迷糊糊的我就上了飛機，具體過程我現在怎麼都回憶不起來，我想新娘子出嫁的那一天，可能也就差不多是這樣子吧？

飛機上除了我倆兄弟，還有幾個也是『回國』的『紅屁股』，他她們年紀比我大些，是從另一個城市來的，看得出都是大款『紅屁股』子弟，很是傲慢，所以我也不大搭理他們，雖然一路都是同行，但是也深交不下去，到了廣州也就分開了，連他她們的名字我一個都記不起來。到了雅加達有父親的朋友來接我，帶我倆兄弟又是上動物園又是去海灘又是吃大餐，反正在雅加達的三天過的絕對是天堂的日子。不過我父親這朋友肯定是『藍屁股』，因為在這三天裡都不知道說了N次：“好好吃，好好玩，『回國』後你們就要吃苦了，真弄不明白你父親是怎麼想的。”我父親這朋友據說是我父親小時的鐵哥們之一。

三天的天堂日子眨眼就過去了，飛香港的飛機是波音707噴氣客機，當時乘飛機是很當一回事的，特別是飛國際航線的。連餐具都是很漂亮的全套不銹鋼餐具，還有很精美的小記念品。用完餐後，那幾個同行的大款『紅屁股』子弟，都把餐具塞進了行李，他們這種行為使的我更看不起他們，所以和他們的隔閡也就更深了。

飛了大約5個小時，扺達香港。已經有伯父的朋友在機場接我們，因為這次是乘飛機，不是像以前的堂哥他們那樣是乘郵輪，所以大部份的用品都交由我伯父的朋友在香港採購，採購了幾大箱，買的衣物和生活用品差不多夠我用上一輩子，一人兩塊勞力士錶和一部菲律浦的多波段收音機更是不可少。

香港那時可是萬惡的資本主義社會，英勇的香港愛國同胞正展開轟轟烈烈的『反英抗暴』鬥爭。街上到處是“打倒白皮猪、黃皮狗”的革命標語，還有寫著“同胞勿近”的土菠蘿〈即土制炸彈〉。偉大的祖國為了支援香港同胞的『反英抗暴』鬥爭，還對香港進行了制水的制裁行動，結果那怕我當時入住的是位於尖沙咀的五星級大酒店，一天也只有兩小時是有水供應洗刷的，居民區好像是四天才供一次水。

當伯父的朋友帶我們出去吃飯時，看到一些打扮的很妖艷的女人陪著一些西裝革履的大款一邊吃飯，一邊打情罵俏滴，看來資本主義真的是很萬惡。當然也少不了到國貨公司採購一些金光閃閃的毛主席像章和幾本供出口印刷精美的【毛主席語錄】。

到了晚上，有幾個之前回國又跑到香港的同鄉來看我們，一直做我們的工作，要我們別進去，說什麼現在在搞什麼文化大革命，到處都很亂，他們回去後連皮鞋都給搶了，褲子也給剪了等等，盡是反動宣傳。像我們這樣立場堅定的「紅屁股」肯定不會相信那些反動宣傳啦。沒說完就給我們趕走了。

這時是1967年的夏天，香港天氣又悶又熱，除了在酒店有空調，一上街就滿身大汗，粘乎乎的，萬一沒趕上供水時間回來連澡都沒得洗。所以一天都不想多呆，住了幾天物品採購完畢就乘火車直奔羅湖橋去了。

那時的羅湖橋也就是一座橋，橋兩頭都設有軍方工事。南邊掛的是英國國旗，北面五星紅旗高高飄揚。當時進出關口的人少的可憐，除了我們這一批，幾近沒有。

過橋時的那激動心情啊！看到五星紅旗時，很多同行的「紅屁股」包括我都激動的熱淚盈眶，看到解放軍就像看到親人一樣。當時有僑辦的接待人員負責出來接待我們，邊防檢驗和過海關都很順利，然後安排我們在羅湖橋不遠的華僑旅社住下。那知這麼一住就是一個多月，開始我們也不知道是什麼回事，每次問接待人員，我們什麼可以北上？答覆都是千篇一律正在安排。不過很快我就和邊防部隊的家屬小孩混熟了，他們經常用自行車帶我上寶安縣城，還到深圳水庫去玩，那時的寶安縣城也就是一條小街。而且也從他們口中得知，原來是廣州正在武鬥，火車進不了廣州站，這時我有些感到迷惑，弄不明白但倒也不是很擔心。

等了一個多月，我們一行滯留在深圳的「紅屁股」大概有20多人終於可以北上了。火車走走停停，開到天河站就不能再走了。也不用出站，車剛停下，一伙之前回國的「紅屁股」全幅武裝，又是衝鋒槍又是手槍，手榴彈的，上到車廂來接我們，然後浩浩蕩蕩的車隊，車上還架起機槍，直奔廣州華僑大廈而去。

這時我心情是興奮加好奇，很想弄清楚到底發生什麼事了？但是我當時在「紅屁股」隊伍中年齡算是小的，個子更是顯小，那些武裝份子都不大搭理我，一個勁的只和一些年紀大些的「紅屁股」交談，臉上更是一臉的肅穆。我在邊上聽到一點，大概意思是，現在市面很亂，我們帶的東西多，怕有人會來搶。所以得到我們要來的消息，就立即組織人馬來接應。在前往華僑大廈的路上，看到很多電線桿上都吊著死人。

第二天一大早，我那些之前回國的堂姐們也得到我們已到的消息上華僑大廈接我來了。我們所有自費回來的學生都是先到廣州沙河華僑補校等待重新分配，但是現在廣州文革兩派武鬥的很厲害，又加上謠傳從監獄跑出來了很多犯人，所以每條街道的居民都自發組織建造工事防線，進出都要檢查，到處抓壞人，我看到很多電線桿上吊的死人，據說就是逃出來的犯人而被居民打死的。所以堂姐們商量了以後，還是決定先把我兄弟倆接到廣州華僑新村一個父輩朋友的家住下等分配時才回華僑補校報到。

在華僑新村聚集了之前回國的堂姐們，還有一些父輩朋友的小孩，都是小時都認識的玩伴，所以也很是開心熱鬧，在之後的幾年這地方就成了我們每年一度家族聚會的地點。

住了一段時間，對時勢有了些認識，我就跑到華僑補校參加革命去了，那時廣州有兩大派，就是所謂造反派和保皇派，造反派的組織有紅旗派，紅三司等。所謂保皇派的，有東風派、主義兵等。兩派的的宣傳車經常在大街上相遇，一旦遇上就會互相對罵及互放國際歌的音樂，一付慷慨就義的樣子，所謂的對罵，也就是互唸毛語錄，各唸各的，也有打起來的，現在回想也真是覺的挺可笑的。學校裡更是大小組織並存，幾個人也就成立一個XXX保衛毛主席紅衛兵團，就像現在的QQ群，什麼群都有，唯一的不同就是當時不管什麼組織都是為了保衛毛主席。

到了分配的日子，保衛毛主席的熱情稍減，大家都在互相串聯在地圖上挑選要去的地方，好像青島這樣的城市，一下名額就滿了。我是「紅屁股」當然挑選革命的聖地英雄城南昌啦，到了十一月，我又踏上了前往英雄城的火車。

「紅屁股」到了英雄城，第一次知道了什麼叫寒風刺骨，也明白了冬天的含意。十一月的南昌，那時全球暖化現象還不像現在這麼厲害，身穿厚厚的棉襖，一說話口中就會冒出煙一樣的熱氣，晚上在街上還可以買到非常香的炒板栗。「紅屁股」很快的就適應了這種生活方式。分到了學校，武鬥還沒完全結束，我還親臨現場參觀了一場我校進攻別的學校的戰鬥，也看到了革命小將們是怎麼批鬥黑五類。看到人被活生生打死的全過程，也看到過了自殺的老師兩夫妻是怎樣用一根布條在門樑上上吊。還好，這日子並不很長，在『工人階級領導一切』及『全國學習解放軍』的偉大指示下，工宣隊和解放軍進駐學校。這時我跟隨學校下到農村參加了春耕，理解了為什麼「藍屁股」會把“社會主義好”裡的歌詞改為“回國拿鋤頭，人人吃不飽”等。

因為學校原來的美術老師在我來之前，因為有過畫女人裸體的流氓行為，而畏罪自殺了，所以全校所有的師生中就只剩我能畫，也敢畫。所以我所在學校革委會成立時放在學校大門口的宣傳畫的任務就非我莫屬了。這張畫在我命運軌跡裡應該是起了很大的方向作用的，正因為畫了這張宣傳畫而使的我名聲大燥，很快省裡就把我調往專搞革命展覽的創作隊伍，江西是革命聖地，那時什麼秋收起義，什麼毛主席在江西革命活動，等等展覽，排的滿滿的。這些展覽的創作隊伍都是從全國調來的美術工作者，由於很多權威已經被打倒，所以調來的主力隊伍基本上是各大美院剛畢業的年輕老師和剛畢業待分配的學生。這些人中，北京中美的和浙江浙美的各不賣帳，相互看不起。但是，因為浙美的用色方面比較鮮艷活潑，比起北京派那灰灰的色調更能取得軍代表的認可，所以這些展覽重要的題材大部份都為江浙派所奪得，劉春華的毛主席去安源除外，而且劉春華也不是中美的而是中工的。在這期間我可是偷了不少師，每個人我都喊老師，反正當時館裡我年紀最小，個子也小，喊的一點也不難過，而且個個也都不介意我在邊上看他們畫，有時還會叫我幫忙打打下手，上上底色什麼的，那段時間我在油畫技巧上的得益最多，而且畫布顏料隨便領。不過這些老師們除了個別玩的好的，大部份我都不記的他們的名字了。這樣混了幾個月，一紙調令又把我調到省大中學校紅衛兵司令部去了。

這調令又是一個誤會，當時是省大中學校紅衛兵司令部向江西師院要一位負責宣傳的人。師院就把這指標下給附中，附中就把我推薦上去，其實我當時並沒加入任何紅衛兵組織。

報到後才知道，要的可不是一般的宣傳人員，是負責組織省革委會成立後全省的第一次國慶大遊行。不過那時年紀小﹝當年17嵗﹞，所謂初生之犢不怕虎。為了方便工作，警備區還給我備了一輛三輪摩托車和兩位解放軍，一下就上升到了享受首長待遇。整個組織過程還是很順利，這樣忙了幾個月，到了十月一日的那天淩晨，我胸口佩著總指揮的大牌，前往檢查入場的隊伍時反而出事了，在檢查工人隊伍時，工人糾察隊把我抓了起來，責問我那總指揮的牌子是那裡偷來的，死活不信我就是總指揮。幸好遠處那兩解放軍見到我這兒好像在爭執什麼，趕緊跑了過來，才解了圍。

我在司令部待的時間雖然不長，但是由於是在權力核心工作，總算對政治有了一點了解。司令部裡沒人知道我是海外歸僑，也不是我有意隱藏，而是根本就沒人往那想。但是，在司令部的日子我明白了有海外關係在那年代也可以是罪狀之一，更何況是正式分配到市革委，到時檔案一調，安我一個混到革命隊伍的帝國主義特務的罪名可不是好玩的。當時我急了，還特地以司令部的名義到上山下鄉辨公室調學校下放人員名單，上面也沒我的名字。十月十八日就是下放的日子，在十七日晚，我回學校連夜收拾行李，第二天一早就強行上車，響應偉大領袖毛主席的號召，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去也。我這舉動被跟車採訪的記者知道後，對我進行了簡單的採訪，過兩天就在省機關報上大肆宣揚了。一個歸國僑生，在分配方面沒要求國家照顧，反而積極響應毛主席的號召，主動強行要求到廣闊的天地鍊紅心，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這可不是一般的覺悟，這樣我成了學習的樣板，對那些不願下放的僑生有關當局做工作時就拿我出來說事，這樣一來，我幾乎得罪了所有一塊分配到江西的僑生，但也令我在『五七大軍』中名聲大燥。

這裡我只挑幾件事說說：我們那時是以軍隊的編制進行管理的，一個公社就是一個連，一個大隊就是一個排，下到小隊就是班。當時我們那個排長是從省高級人民法院下放的，年紀有30多了，農民出生，未婚。看上了我班裡的一位女青年，這女青年是我同學，我這同學原來是省大中學校紅衛兵司令部宣傳隊的跳舞演員，長的非常漂亮，也很活躍，說來還有些高傲。父母均為高幹，只是已經被打倒，還關在牛棚裡未解放。你說，一個高幹家庭出生的漂亮女孩又怎會看上一個農村出生的小科員，而且年紀還相差十來歲。我們下放的地方是背山靠河山清水秀的好地方，只是太窮了一些。當時我們所有知青都被安置在一個大祠堂住下。用竹棚隔了好幾間房，然後用報紙糊在竹棚上，既可檔風，也可檔窺視的目光。然而，我這女同學在糊墻時，一不小心把報紙上的毛主席像貼反了。這事當時大家也沒在意，也只是叫她貼過而已。但是那排長在求愛遭到拒絕後，把此事上綱上線提升到因為她父親被打倒了而對毛主席不滿的反革命行為上。組織了全排開批鬥會。那女同學從此再眾人面前再也抬不起頭來，在進行半年總結大會的前一晚，據說那排長又找了我那女同學談心。第二天一早，人們發現了有一雙鞋子在河邊，我那同學不見了，我們幾個男知青順著河一路游一邊找，也沒找著，三天後在河下游廿多里的沙洲上發現了我那同學腫脹的尸體。據說，後來那排長在大隊裡弄瘋了一個跟隨父親下放的女知青後被調到別的大隊又弄瘋了一位上海下放的女知青，後被調到那裡就不清楚了，之後再也聽不到他的任何消息了。但有一點是肯定的，就是恢復公檢法後，他也沒被調回原單位，省高級人民法院。

69年初春，我被調到公社負責宣傳公社裡『農業學大寨』的典型。和幾位公社宣傳隊的演員們住在一間剛建好，但未啟用的公社酒店，所謂酒店其實也就是一幢用土牆砌的房子，大門進來有個比較大的大廳，邊上隔出兩房間，往後就是廚房了。天花板上開個口，架一梯子就可以當閣樓使，我當時就睡在那閣樓上，演員們分男女分別佔了樓下的兩間房。由於宣傳隊的演員們也大部份是下放知青，有好幾位還是我同學，故大家都相處的非常融洽，平時他們排練節目時我就畫我的宣傳畫。

有一天的夜晚，一陣喧鬧把我給吵醒了，迷糊中只隱約知道有幾人把一人押上我睡覺的閣樓，因為當時天氣還很冷，人在被窩裡動都不願動，也沒在意，又迷糊睡著了。一陣陣的掙扎，喘氣聲把我給驚醒了，我披上棉襖坐起身來用電筒往發聲處照了過去，只見一人吊在樑上兩眼還不斷的抽動，這一下我徹底清醒了，我大力拍樓板，一邊大叫：“猴子，猴子，快上來，這裡有人上吊了。”猴子是我同學也是宣傳隊的跳舞演員，下邊的人還不相信，叫我別吵。我又喊了幾聲，才見猴子和另一同學褲子都沒穿，披著大衣拿著匕首從梯子爬了上來。這時我已穿好衣服，我們三人就七手八腳的把上吊的繩子割斷，把人放了下來。然後就忙著替那人做人工呼吸，可是不管怎麼擠壓胸，怎麼口對口吹氣，都是只有出的氣，沒進的氣，看來人的確是沒救了。我們下樓，在這房子住的宣傳隊員們全起來了，邊議論邊猜測，這上吊的到底是什麼人，邊等著天亮好去向公社匯報。天一亮，猴子上公社去匯報，我因為要趕回大隊開會，所以也就先走了。

從大隊開完會，趕回公社，天已經黑了。一進門我電筒一照，我整個人傻了，只見樓下大廳那上吊的死人被放在門板上，而房內所有的人都不知去向了，我爬上閣樓一看，我的被褥等行李都還在，也就是說，他們把我一人扔下陪死人了。那時的鄉下是沒通電的，一到晚上，天一黑到處也就烏燈瞎火，更何況是天寒地涷的季節，上那找人問去啊?昨晚一夜沒睡好，今天又走了來回幾十里的山路，人實在太累了，疲倦克服了恐懼，不管了，上去倒頭也就睡著了。半夜一陣吵鬧聲又把我吵醒了，這時我真是恐懼之至，雖然不怎麼信鬼神之說，但小時彊屍電影及小說還是看過不少，真怕是那死人成了彊屍。我一手緊握隨身帶著的匕首，另一手握著電筒。兩眼緊盯那樓梯口，心想，只要彊屍出現就撲上去拚了。就這樣度日如年似的，慢慢聲響沒了，又不知等了多久，終於迎來了第一聲的雞叫聲，懸著的心終於放下了。小時聽老人說，不管是什麼鬼，在第一聲雞叫時，就必須回到陰間去。天色一放亮，我立即下樓。下樓一看混身汗毛都豎起來了，因為死人不見了，看來，的確是變成了彊屍。我很小心的一間間房搜了過去，最後，在屋後的的晒谷場上看到了用晒蓆蓋著的棺材，這才徹底放心。

我找到了宣傳隊新搬的住處，公社所在地的祠堂。我也就趕緊收拾行李搬了過去。那上吊的人，是外鄉的，具體什麼地方人也沒弄清楚，只是因為在公社的小商店買東西時，因為拿出一張十元的鈔票(那時在農村用十元票還是比較少的)，又是外鄉口音，而被公社的民兵盤查，身上又沒介紹信之類的身份證明。所以也就被關押，放在我住的那閣樓，準備第二天送縣上的。那知他也就自殺了，所以，人人都說他應該是逃出來的壞人，自絕於人民，死不足惜。不過，那一晚應該是我有生以來所渡過的最恐懼最漫長的一夜。

69年的冬天，全國《備戰備荒，為人民，深挖洞，廣積糧》。我所在大隊接到修戰備公路的任務，組織了由農民和知青組成的民工隊伍，委派我帶隊。我其實內心並不想去，但是檔不住新調來的排長一頂頂高帽往我頭上載，思想工作從晚上做到天亮，其實，我知道他是看我不順眼，想把我調開，因為他剛調來就經常晚上找女知青到他住地談心，美其名曰：“掌握思想動態。”我們幾個男知青經常在他找人談心時故意在他門外大聲說話，其實就是在警示他不要亂來。我那時年青，熬不住夜，終於答應了。那修路的地方可是深山老林，走的路和電視上的蜀道差不了多少，在這種地方修路，那艱苦可想而知，每天腰繫繩子，吊在懸崖上，手掄12磅的大錘打炮眼，心還沒練紅，手臂倒是又紅又腫了。知青對出公差沒經驗，所以飯的佐菜沒有準備，香煙也沒多帶，身處深山，有錢都沒處買。農民們倒是都準備了用竹筒裝著滿滿的乾小魚辣椒什麼的，農民一般也不抽香煙，而是抽自己種的煙葉弄成的黃煙。一開始，還可以用錢向農民調劑一點，但是長貧難顧，過了幾天，那怕出再多的錢，農民都不肯賣小乾魚和煙絲給我們了。於是只好強忍著煙癮，天天吃鹽水泡飯。天氣一天比一天冷，每天起床，被子上都有一層霜，農民都在說，看來就要下大雪了，到時大雪封山，那就得等開春才能出山了。這時，知青們都坐不住了，工地上好幾個大隊的上海知青開始串聯，準備逃跑。這事被我知道了，我找了他們領頭的談，要求他們別跑，我來向上面要求換農民來頂替。當時農民是很喜歡出民工的，因為除了生產隊要照記工分外，一天國家還有8毛錢的補貼，這對當地一天十分工才值五毛錢的農民是很不錯的優差。我打了一份報告給大隊寄去了過，但是遲遲得不到答覆。在報告寄出後的第十五天，再不走就真的要大雪封山沒法走了，於是我帶領我的知青民工隊伍打道回府。回到大隊，也沒挨批評，就像沒事發生一樣。原來大隊派出接替我們的民工早在我們回來的前一天出發了，而我們在回來路上在縣城大吃了一頓，住了一晚才回來，所以大隊都不知道我們是提前走的。

這回可是優差，位處縣城，伙食比起深山老林真是沒法比，簡直就是上了天堂，晚上還可以經常上電影院看電影，雖然來去都是那幾部『地道戰』、『英雄兒女』還加上革命樣板戲，西哈努克親王訪問這訪問那的記錄片。那時的感覺絕對比現在看好萊塢大片更好。但是，好景不長，上海知青就是闖禍的坯子，一次在看電影時，我隊的上海知青搶了縣京劇團人的軍帽，縣電影院可是人家的地盤，當時在放映的途中就衝進了幾十人，和我們打了起來，那晚我們人少，吃了虧。第二天，我們就把縣民工中的知青，還有縣城附近的知青全串聯好，第三天大隊知青就浩浩蕩蕩手拿棍棒開進縣城，縣京劇團的人都已聞風而逃，於是滿城大肆搜索，這陣勢，直把縣城弄的跟鬼子進村一樣，連百貨公司都嚇得把大門關上，但是當天晚上，我們這為首的幾人就在睡覺的工棚被公安局給抓了。在公安局我寫了三天的檢查，都不知修改了多少遍，才被通過放了出來。一出來就接到命令，所有知青民工全部打道回府。

回去後，公社就針對這事件開了個批鬥會。批鬥會上雖然是指名道姓的批鬥我，可是我倒是坐在台下，站在台上被掛牌子低頭認罪的卻是平時表現不大好，家庭出生又不好的幾個知青。這事，隔了幾十年，每次我們公社知青聚會時，那位在台上挨鬥的上海知青總會憤憤不平的提起這事，批的是我鬥的卻是他。

第一批離開的下放知青，都是父親在部隊上的關係帶走的，接下來就是家中走了後門招進工廠的。我有幸，不知那裡打了招呼，給了我一個工廠指標。

那一天，天快黑時，公社來了通知，要我馬上前往公社，也沒說是什麼事。我一個要好的同學就陪我一塊摸黑上路，由於天已經黑了又是春天，怕小路上蛇多，就選擇了走機耕道，也就是拖拉機道，比小路要寬的多，但是要遠上幾里路。那天晚上有些月光，我們也就沒用手電照著路走。走在半道上隱約見到銀色的路面好像佈滿了牛糞，正要一腳跨過去時，我用手電照了一下。幸好這麼照了一下，不然『紅屁股』到此也就結束了，那可不是什麼牛糞，都是一團團的銀環蛇，要是一腳跨了過去，那非去見上帝不可。我那同學之前是被蛇咬過的，曾在床上躺了好幾個月，見了這陣勢，當場就腳軟走不動了。還是我這沒被咬過的膽大一些，路邊撿石頭遠遠扔過去把那些蛇趕走。

到了公社，才知道我總算被再教育好了，畢業了，成了光榮《工人階級必須領導一切》的工人老大哥中的一員，我被調到一個處在山區的小鋼鐵廠。

很是失望，到廠報到之後，並沒把我加入工人階級隊伍，而是成了一個拿33元工資的26級幹部，分在廠政治處，具體工作是管電影隊，廣播站，和出牆報這一塊，又回到了宣傳工作。這樣工作了幾個月，再我堅決的要求下，廠裡終於同意我去當工人，而且還是到我喜歡的翻砂車間當造型學徒工，條件是工廠的牆報還是要我負責出，工資也就由33元降到18元的學徒工資。

「紅屁股」經過強烈要求，由每月拿33元工資的幹部成了每月拿18元工資的翻砂車間造型學徒工。但畢竟是正式的光榮《工人階級必須領導一切》的工人老大哥中的一員。那時，「紅屁股」連走路都是挺胸突肚的，有時還橫著走。因為這學徒工是有點特權的學徒工，由於我負責廠裡的壁報工作，於是我就盡量利用星期天或晚上以加班的形式來出壁報，這樣就可以拿到很多補休。當補休集到一定天數，我也就進城休假去了。每兩個月總是能有七到八天的休假日。

翻砂車間有好幾個由知青工人，而且都是因家中有背景而通過後門上調工廠的，所以也比較調皮，我們這個小團伙，惹老工人倒不敢，但是難免打打群架，欺負一些農民出身的工人，遇事也喜歡起哄，把小事弄成大事。有一回，在食堂打菜，買了一份2毛4分錢一份的白菜燒肉。結果這份菜只有薄薄的兩小片肥肉，就此事，和食堂的人吵了起來，那食堂主任從打菜的窗口把頭伸出來，說了一句：“吃不起就莫吃”。當時我就一拳把他的腦袋打縮進去，那天我們不走，食堂的人也不敢下班，怕一出門就挨打。

但是也有吃苦頭的時侯，有一回大冬天的晚上開爐澆鑄，我們澆鑄完後就把裝水的鐵桶放在裝過鐵水的澆鑄包內，不一會鐵桶的水就會燒開，用來洗澡，反正翻砂車間內都是男的，大家也就在車間洗澡。但是剛洗鑄過的車間，滿地都是澆鑄時溢出來的鐵水，其邊沿都是非常鋒利的，特別當剷成堆時，簡直就是一座座小刀山。那天，我跨過一個小堆時，一不小心，腳面上被划了一下，一下就見骨了。同事們馬上就把我背到廠醫院，當時我身上就穿一內褲，那內褲還是濕的。醫生叫一女的小實習生來替我縫針，她就在邊上指導，也沒打麻醉藥。就這樣我那可憐的腳，成了她的實驗教材，縫20多針的傷口，足足給刺了一百多下，刺進去了，說是位置不對又拔出來再刺過。身上又冷，腳上又痛，這滋味雖隔了幾十年，每當想起，那傷口還會隱隱作痛

。(未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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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12-22T16:48:00.001+0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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